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问题源于短视行为、过度追求数字化政绩、缺乏科学评估机制及官员考核体系不完善等因素。下面由网友为您整理分享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存在问题的原因剖析”相关资料，供您参考学习。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存在问题的原因剖析
一、“竞优”异化：政绩观偏差的系统归因
政绩观偏差源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失衡，表现为政绩冲动和避责行为，
我们在关注个别领导干部价值观偏差、治理能力滞后的同时，要看到结构性压力、制度摩擦、信息阻滞、激励偏差等因素对政绩观和组织效能的影响。政绩观偏差的成因总体呈现出主客体交互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反映出“竞优”异化引发的政绩浮躁、政绩冲动。
(一)价值立场错位和治理能力滞后
政绩观偏差从根本上反映了个别领导干部在“什么是政绩”“为谁树政绩”
“如何树政绩”等问题上出现了价值偏移和立场动摇，表现为“动机—目标—
效果”的异化。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多元意识形态对传统价值观念造成冲击，市场交换原则和经济理性引发部分领导干部价值取向的物质化和行为选择的定向危机，理论武装不扎实、宗旨意识淡漠、党性锤炼弱化共同作用于政绩观的价值逻辑，表现为对以人民作为政绩的创造主体、受益主体和评价主体观念的模糊和错位。
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复合性要求，治理理念和治理工具的更新迭代，
考验着干部的学习本领和履职能力。政绩观偏差造成决策失误的典型案例，反映出个别领导干部的能力结构不符合角色期待和岗位需求，特别是在系统思维能力、治理要素统合以及新型治理技术的运用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无法有效履行岗位职责，从而产生心理压力和行为困扰等角色失调现象。价值立场错位导致党性蜕变和个体定向机制错乱，偏狭的发展主义、成就需要和本领恐慌进一步加剧政绩焦虑，从而导致政绩观偏差。
(二)结构性压力与内卷式竞争
基层政府和干部责任过载是超大规模国家治理面临的普遍难题。结构性压力由组织结构、职能配置、权力运行机制以及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作为一种深层次、系统性的压力源，对政绩观和基层治理行为产生持续复杂的影响。“为官不为”作为隐性腐败行为，直接导致制度空转、公共服务质量下降、行政效率低下，影响治理效能和组织行动力。当前政府职能的条块设定与基层治理的权责统合不匹配，存在下放事项权责不对等、下放权限超范围等问题，特别是当治理任务协调推进的难度较大，即面对多任务冲突和治理失能的问责压力时，基层政府和干部有可能谋求免责工具、共同隐匿风险，从而导致问责困难，增加社会风险。
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基层政府积极创新实现了从自主探索向制度先行、从工作亮点向竞争标准的转变，但也必须高度警惕创新泛化为内卷式竞争的倾向。基层政府为争取政策资源和政绩表现，进行无序竞争和过度消耗，会造成行政行动与行政目标、治理资源投入与治理效能的分离。“苦干”
面纱下的“伪忙碌”源于“如何创造政绩”的定位偏差，内卷式竞争表面上是基层干部政绩观偏差与作风不实，实则是基层行政生态的退化与隐疾。
从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到，个别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或追求政绩指标，会采取降低监管标准、放松监管要求、压缩公共服务成本等手段，以期短期内提升本地经济指标或完成特定任务。这突出表现为环境保护标准降低、劳动权益保护弱化、公共服务质量下降，即“逐底比赛”现象，严重影响公共利益的实现。
(三)政绩考评失当与激励偏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综合政绩考核制度不仅对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需要对治理目标分解、资源优化配置和政府职能调整等方面进行系统革新。首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亟待健全。
约束性指标、指导性指标、结果类指标和规则类指标的制度刚性不同，越往基层，附着在规则类指标上的“一票否决”项就越多，任期考核和项目式推进带来的“交卷”压力会促使
领导干部倾向于选择短期见效的项目，忽视长期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其次，考核指标设计的制度刚性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干部的价值取向。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考核评估的失当行为会导致激励偏差，成为繁文缛节的诱因，加重基层的规则负担和行政成本。层级制的周期性监测与跨层级随机抽查，少数目标样本与督查整改的连带效应，多层级委托代理中的信息困境等，容易造成基层政府和干部的考核压力倍增。另外，对指标管理的过度依赖会造成考核指标体系逐级细化，产生规则冗余、数据迎检等负面效应。再次，强调数量化任务分解和注重执行痕迹的考核方式，消减了绩效考核的激励效果，造成政绩考评目标偏离、组织赋能效益递减等问题。
(四)监督反馈与预防纠治精准度不足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总则中新增了“切实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的要求；在第五十七条明确了对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处分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明确了容错纠错、“三个区分开来”的判定标准和规制方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这为树立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在现有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预防纠治政绩观偏差的程序性规定仍存在比较明显的缺失。比如，在干部教育管理和党内监督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政绩观的养成、考察
和纠治机制尚未成熟定型，普遍存在规治内容笼统化多、具象化少，考察频率节点化多、常态化少，教育手段传统型多、时效化少，结果反馈单向性多、立体化少等问题。
政绩观具有主体内驱性和隐蔽变异性，同时也容易受到社会价值取向和舆论环境的影响，对领导干部政绩观的考察识别，特别是在政绩观偏差的潜伏期和萌芽期，存在标准界定难、日常识别难、精准介入难、成效转化难等问题。当前对政绩观偏差的监督，主要是以行为违纪和后果违纪为主要判定方式的事后监督，事前监督和过程监督机制有待完善，抓早抓小的效果有待提升。
二、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的生成动因
如果说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的病灶样态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
那么深刻剖析这一问题的生成动因，则是从“为什么”的角度对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进行回应。整体来看，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一)主观情理失衡诱发扭曲政绩观
“主观”在一般语境中指的是人思考的方式，与客观相对应。哲学意义上的主观指的是人类意识观念的内在活动，如主观主义、主观世界、主观能动性等。主观认识体现了人类的主观性和个体化。“行为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在进行认知、预测和决策时偏爱采用容易获得、容易理解、具体生动的信息，
从而赋予那些易得的、易见的、易感知、易理解的信息过大的比重。”主观情理失衡正是基于对易感知政绩的更大关注，从而有意无意地形成选择性偏好。这种选择性偏好使得个体在情感、理性、道德判断上出现偏差，未能真正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导致行为决策偏离正常轨道，
进而诱发政绩观的扭曲。其主要表现为功利心理导致寅吃卯粮的政绩观、虚荣心理催生徒有其表政绩观、得失心理造成以假乱真政绩观、逃避心理滋生敷衍了事政绩观等。具体来看，功利心理导致寅吃卯粮的政绩观，表现为部分地方领导干部过于追求短期内的政绩成果的心理，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往往采取急功近利的手段，如过度开发资源、忽视环境保护等，以换取眼前的政绩。虚荣心理催生徒有其表政绩观，表现为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过于注重表面文章和形象工程，追求表面的光鲜亮丽的心理，忽视实际的工作成效和人民群众的需求，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甚至不惜欺上瞒下。得失心理造成以假乱真政绩观，表现为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在政绩考核中过于关注个人的得失和升迁机会的心理，权力观扭曲，忽视工作的实际成效和人民群众的评价，往往采取不正当手段来提升自己的政绩，如篡改数据、虚报成绩等。逃避心理滋生敷衍了事政绩观，表现为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缺乏担当和勇气的心理，往往采取逃避和敷衍的态度来应对
问题，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甚至对人民群众的需求和诉求置之不理。
(二)能力素质欠缺导致异化政绩观
能力指能够顺利完成某些活动所必须具备的个体特征，是胜任某项任务、做好某项工作的主观条件，其直接影响活动效率。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自身能力素质的欠缺。“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是个集合体，
包含政治能力、思想品德、工作作风、知识水平、人格魅力、决策谋断能力等诸方面。”这些方面相互关联，共同影响着领导干部的决策和行为。当这些方面能力欠缺时，就会导致政绩观的异化。一是政治能力不够。这一能力欠缺会导致缺乏应有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迷失方向，无法准确判断形势，导致决策失误或偏离正确的政治轨道。二是思想品德欠缺。这一能力欠缺会导致领导干部缺乏使命感和责任感，忽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将政绩视为追求个人荣誉或政治资本的手段，而不是将其作为为人民服务、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三是工作作风不正。这一问题会导致领导干部沾染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不良风气，长此以往，其将滑向贪污腐败的深渊，作出违法违纪行为。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更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阻碍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四是知识水平有限。这一能力的不足会
导致领导干部在工作中缺乏创新性和前瞻性，难以提出科学合理的决策方案，倾向于追求简单、易行的政绩项目，而忽视那些需要长期投入和复杂管理的项目。五是人格魅力缺乏。领导干部一旦缺乏人格上的魅力，往往会导致群众基础薄弱，
难以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通过追求表面的政绩来提升自己的形象和影响力，从而加剧政绩观的异化。六是决策谋断能力不足。这一能力的欠缺会导致领导干部无法准确判断形势、把握机遇，在工作中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难以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
(三)制度建构缺陷催生片面政绩观
制度是人造物，但绝非人类社会一种“异化”的存在。W.理查德·
斯科特认为：“
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从这个意义理解，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为人类社会生活提供具体性指导框架。制度的建构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
而是始终处在动态之中。制度一旦出现固化、失灵、走样，不仅不能发挥制度的优势，反而会产生制度枷锁，形成制度缺陷，导致负面影响。制度建构缺陷是导致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来看，一是正向引导机制仍需强化健全。科学有效的政绩考核，是对干部工作的全面检验，更是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一些地方在制定政绩考核指标时仍崇尚“速度情结”，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解不深入，过于注重经济指标，而忽视社会、环境、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发展。这种相对单一的评价体系容易引致地方领导干部只关注与经济相关的政绩，忽视其他同样重要的领域，从而盲目“铺摊子”、热衷“搞形式”、一味“重显绩”。二是反向约束机制亟待健全完善。约束机制是对管理系统行为进行修正的机制，其功能在于保证管理系统正确运行以实现管理目标。只有健全完善反向约束机制，才能激发正向动能。具体来看，这些反向约束机制体现在预警机制、监督机制、问责机制、纠偏机制等方面，一旦这些反向约束机制存在缺陷，就会为政绩观偏差留下滋生的空间。预警机制的缺陷会导致无法及时有效对源头性、苗头性、倾向性的政绩观偏差问题作出精准预判；监督机制的缺陷会导致对政绩观偏差行为的监督不到位，为政绩观偏差提供温床；问责机制的缺陷会导致对政绩观偏差行为的责任追究不严格，从而产生负面示范效应；纠偏机制的缺陷会导致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存在甚至恶化，进而继续影响政府决策和行政效率。
(四)社会舆论压力造成短视政绩观
按照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的定义，“舆论”指“社会中相当数量的人对于一个特定话题表达的个人观点、态度和信念的
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具有整合、反思、引导等作用。舆论是大众社会里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
社会舆论作为公众意见的集合体现，是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综合反映，往往反映一定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社会舆论既有正向引导的积极作用，又具有反向影响的消极作用。当今社会，舆论力量日益凸显，既能够推动社会正义与进步，也可能成为滋生短视政绩观的温床。一方面，媒体和公众往往倾向于关注那些能够迅速产生视觉冲击、吸引眼球的政绩成果。这种偏好使得领导干部在面对舆论压力时，为了迎合社会大众的期望而仓促决策、盲目行动，倾向于追求能够迅速显现成果的项目和政策。这种追求短期效应的做法，往往会牺牲长期利益，如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公平正义等。同时，为了快速展现政绩，一些领导干部倾向于选择那些表面光鲜但实际效果有限的项目，即所谓的“形象工程”或“面子工程”。此外，社会舆论压力还会导致地方领导干部在政绩评估上弄虚作假。为了避免负面舆论冲击，其可能会虚报政绩，甚至篡改数据，试图以彻底扭曲的“政绩”塑造出一个完全背离真实的虚假成功形象。另一方面，社会舆论的即时性和广泛性特点，
使得领导干部在面对负面舆论时，往往急于撇清责任、挽回形象，从而采取一些短平快的应对措施，而忽略对问题根源的深度挖掘与根本解决。尽管这些行为从短期看能带来一定的
经济效应和政治声誉，但从长远看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对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造成负面影响。
三、政绩观异化问题的深层根源
政绩观是一个思想问题和作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党性问题。一些党员干部政绩观异化，对事业产生种种不良影响，深层原因就在于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缺失、政治意识淡漠、党性修养匮乏，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地位观、发展观等方面出现了偏差。
少数党员干部政绩观异化，从根本上讲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理想信念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根本。一名丧失理想信念的党员干部，往往会经不起诱惑和考验。
一些政绩观异化的官员往往“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这些官员为官从政的初始动机就不纯，都是在“私”字上起心动念，不顾大局谋“私绩”，
中饱私囊谋“私利”，贪图享乐谋“私欲”，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归根到底是没有扣好从政的“第一粒扣子”，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上松动了。
少数党员干部政绩观异化，是地位观、群众观发生了扭曲。政绩观映照的是党员干部如何认识和理解政绩，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力，如何看待党和人民的事业，如何处理党群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党员干部要用这样的理念来
看待政绩，用这样的标尺来衡量政绩。政绩观异化的那些党员干部恰恰相反，
他们一心钻营往上爬，只做能尽快升官上位、让领导看得见的工作。为了能够获取升迁的机会，他们对自己的名利得失“看得重”，对事业的兴衰成败“看得淡”，对群众的安危冷暖“看得轻”，在对待名利、权力和事业的问题上出现了扭曲。
少数党员干部政绩观异化，是发展观出现了偏离。政绩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也是党员干部的发展观。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但个别党员干部对党中央的三令五申置若罔闻，无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还是习惯走那种“急就章、竭泽而渔、唯GDP”的老路，看到好项目一哄而上，为了上项目举债开发，建设新项目贪大求洋，造成了不良影响和巨大损失。
四、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的原因
(一)理论素养有待提升。部分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解停留在表层，未能深入其理论内核，难以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有效转化为工作实践的指导工具。由于缺乏系统性的战略视野、整体性的系统思维以及矛盾
分析的辩证思维能力，他们无法全面精准地解构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核心要义与实践逻辑，进而导致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出现方向性偏差，影响政策执行的准确性与有效性。
(二)思维方式陈旧。部分领导干部缺乏创新思维，固守传统工作模式，面对新问题，习惯照搬过去的成功经验，缺乏结合新情况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意识与行动。此外，一些领导干部对调研工作重视不够，或开展的调研流于形式，
未能深入掌握实际情况，导致难以创造出人民满意、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真正政绩。
(三)人才选拔机制有待完善。在选人用人环节，“实干导向”与“选拔标准”的统一性有待增强。部分地区和单位未能严格践行德才兼备的选拔原则，
存在“干部干、组织用”相互脱节的现象，既挫伤了干部干事积极性，也助长了不良风气。
在政绩考核层面，“考核精准度”与“结果运用”的衔接需要强化。当前干部考核体系科学性不足，形式化考核、重复考核问题突出，考核结果与干部使用存在脱节，削弱了考核的“指挥棒”功能。在管理监督机制方面，“从严管理”与“容错纠错”的结合度有待提升。部分地方未能准确把握严管与厚爱的辩证关系，以从严处罚替代严格管理；在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和容错纠错机制上，相关配套措施仍不够细致完善。